龙源电力：5月按并表口径完成发电量同比增长5.06%

同时对于权力的内部控制需要进一步法制化。

但合同中行政主体（拆迁人）一方享有特权，被拆迁人的意志不能充分体现，平等原则不能严格执行，如安置地点、补偿的标准允许变更。人民法院对合法的房屋强行拆除裁决一般应予维持，拆迁之所以成诉，主要在于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不满意，对拆迁人的行为不了解，把拆迁纳入行政诉讼，可以促使拆迁人依法行政，可以更好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符合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笔者意见，作为法规授权的拆迁人应该明确作出对被拆迁人的房屋及附属物拆迁补偿安置的行政处理决定。首先，个人不能作为拆迁人。拆迁主体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如前所述，拆迁人是房屋拆迁主管行政机关及法规授权的组织。作为民事权利义务主体，其还有盈利之目的。如果司法解释的突破符合法理，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和拆迁双方当事人权义的保护，则可另当别论，然而事实则不是这样，司法解释的突破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的困惑。

一、强制拆迁的执法主体。传统理论认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拆迁的补偿、安置是一种损失赔偿的财产关系，拆迁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双方互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但是，截止到目前，《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并没有如期出台，这也部分地反映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之曲折。

从能够获得的关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信息可知，违法行为的教育矫治措施并不是刑罚，而是一种独立的处罚或教育措施。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来源: 学习时报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在适用上，劳动教养也违背现代刑事法的比例性原则的要求。

它最初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对特定人员集中进行强制劳动并发给一定工资的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其对象限于肃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不够判刑、又不宜继续留用的人员。学者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劳动教养行政化。

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时至今日，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与依法治国原则和人权保障相冲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劳动教养制度在实体上的缺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根据该《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法的基石性法律文件，我国政府已经在 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现正等待有关机关的批准。

《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属于行政法规，《试行办法》则属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首先，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作为长期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是典型的行政决定程序（近似于行政审批程序），因而，缺乏最基本的司法程序的保障。尽管对《公约》可以有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但是，将来在批准该《公约》时，我国不可能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提出保留，否则签署、批准该公约就失去了意义，也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

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却并无劳动教养的处罚措施。作为一种实质上的刑罚，劳动教养制度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上存在突出的问题，违背了法治基本原则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如果教育矫治措施仍然包含长期剥夺人身自由的的内容，把劳动教养处罚的行为改造成为轻罪，适用刑事诉讼程序作出处罚决定，或许是更合理的改革方案。因此，只有法律才能规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而这里的法律一词的含义，尽管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共识是，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目前，尽管也有个别的保留劳动教养制度的观点，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总体上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只是在具体的改革方案的选择上有不同的意见，存在争议。所以，就其性质而言，劳教教养本质上与刑罚无异，甚至比某些刑罚更严厉——管制并不完全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拘役期限也更短，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处罚、教育改造措施的表述并不能改变劳动教养属刑罚之实质。在承认劳动教养制度对改造违法人员、维护社会秩序具有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与迅猛变革，劳动教养制度存在违背法治原则、不利于人权保障的根本缺陷，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格格不入，与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要求不尽一致，与国际通行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也有一定差距。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向媒体证实，《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将是对原来我国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的改革和规范，目前还在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但进度速度会加快。根据该款规定，作为劳动教养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是不符合《行政处罚法》要求的。但是，仍然存在的疑问是：如果教育矫治措施剥夺行为人的人身自由，那么，通过何种性质的程序做出这种教育矫治决定？是由中立的法院做出决定还是保留由行政机关审批的做法？如果教育矫治措施剥夺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又沿用劳动教养式的行政审批决定程序，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并不能解决劳教制度违反法治基本原则的问题。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宪法中的人权条款要求所有长期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司法化，劳动教养制度也不应例外。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反思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对其进行法治化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根据国际标准，此种规定应当解释为无效。在纠问式审判方式中，控辩双方的平衡，特别是在他们参加庭审与在审判中提供证据的能力方面，完全不同于抗辩式审判方式。

而且，俄罗斯还没有建立法院判决的汇编制度。当时，以共产党为多数派的俄罗斯众议院抵制陪审制度的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ＢＥＬＡＲＵＳ是采用陪审制度的邦之一。原先造成前苏联政府控制司法的体制仍然存在，俄罗斯人民对司法部门仍然满心怀疑，缺乏信任。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另外三项司法改革议案，包括建立全国律师协会等。尽管那些对建立独立的司法部门有重大影响的障碍没有消除，但最近俄罗斯已经开始采取积极的改革行动。

司法部门必须被当做与政府行政部门地位平等的机构，民选的人民代表必须尊重法院的判决，俄罗斯宪法必须被视为这块土地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而不仅仅是获得权力的工具或途径。因此，法院一直被视为行政机关的一部分。

首席大法官认为，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为什么不应当实行陪审制度，因为它很容易使有罪的人逃脱制裁。俄罗斯议会中有很多成员根本不相信陪审制度会发生作用。

不过，正如一位律师所说的，即使实施新的陪审团制度，法官仍然在一段时间内控制法庭审判的进行，直到这一新型制度完全磨合好以及法律职业文化发生变化。他们的独立程度正在提高。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仍然受到很大限制，甚至没有权利介入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这名法官在判决中认为，允许公诉人对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的人提出上诉违反了俄罗斯宪法中的双重危境条款。一个最近发生的关于签发居住许可证的案件可作例证。前景展望过去几年的实践，使人们对俄罗斯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如果不是西方国家政府、有利害关系的俄罗斯公民以及律师积极主张将陪审制度引入全俄罗斯，该项法律就不会出台，尽管公民享有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早在1993年即已在俄罗斯宪法中有所规定。俄罗斯的法官们（而不再是司法部）将实现自己培训自己的法官，自己代表法官们的利益。

尽管公诉人与被告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也可向证人发问，但其作用相对于抗辩式审理方式要消极的多。的确，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通过道德化的方式处理法律问题的陪审先例。

在俄罗斯，公诉机关为证明所指控之人的罪行并在其被法院宣告无罪后重复上诉，并非普遍现象。这一责任应由俄罗斯的选民承担。